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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陶瓷研究的個案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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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20-06-09 00:49
上周，復旦大學內舉辦的“中國古陶瓷研究：探索與思考”學術討論會上，來自日本及國內兩岸的學者對中國古陶瓷研究的宏觀現象和個案進行了多面向探討。與會者提出，作為古陶瓷研究者不僅要具有跨學科、跨地域、跨時空的宏觀視角，還要具有相應的知識儲備，并熟練掌握古陶瓷的科學研究方法。
3月11日至12日，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及文科科研處聯合舉辦了“中國古陶瓷研究：探索與思考”學術討論會。來自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臺北故宮博物院、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館、深圳文物考古鑒定研究所、深圳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及復旦大學的專家學者介紹了日本及浙江省相關陶瓷研究最新進展，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陸明華以郎窯為個案，作了相關問題的報告，臺北故宮博物院余佩瑾研究員就琺瑯彩為題作了個案分析，深圳博物館研究員郭學雷就古陶瓷研究方法作了多面向探討的陳述。以下是部分報告內容。
日本中國古陶瓷研究新進展 小林仁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主任學藝員
日本有很多中國陶瓷。可以分兩種：一個是收藏，收藏里有傳世收藏的，有20世紀收藏的，還有私人捐獻的。其中大部分(藏品)現在在公家的、私人的博物館、美術館，還有其他的(存在于)一些寺廟或私人(收藏中)。我工作的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有很多中國和韓國的陶瓷，所以我們研究自己館藏的東西。另一個，日本還有出土的中國陶瓷，這個工作主要是由日本考古學家負責，所以以前有些考古學家專門研究中國陶瓷。
博物館、美術館一般通過展覽、開研討會來研究中國陶瓷。以前有很多關于中國陶瓷的展覽，但是這十年左右數量少了一點。東京國立博物館與出光美術館都館藏了很多中國瓷器。根津美術館三年前也舉辦過南宋的青瓷展，都是很好的展覽。還有愛知縣陶磁資料館，雖然現在日本研究中國陶瓷的氣氛不太流行，但是他們館做得比較好，且都是介紹從中國新發現的東西和資料。
此外，現在日本出土的、考古發掘的有不少中國陶瓷，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沖繩琉球的首里城，現在仍在發掘，我今年1月去那兒，正在挖一些遺址，剛出土了清代的官窯瓷片，這個很有意思。還有福岡博多遺址、京都相國寺遺址以及巖手平泉中尊寺等。
研究方面，有單位間的，也有個人研究者之間的交流，交流也趨向國際性。如近幾年的成果《關于東亞地區的陶磁生產技術的傳播的調查研究》、《中國南北朝時代陶磁的調查研究－青瓷、白瓷、鉛釉釉陶器為主》等，參與者有日本、中國、韓國三國的學者，專業角度不同，一起合作，一起考察，有很大的收獲。
另外，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陶瓷的美術史，(即)陶瓷史學可不可以成立？現在關注陶瓷的專家，有考古學的、歷史學的、民族史學的，作為陶瓷專業美術館的工作人員，我個人非常希望將來做成一個陶瓷史學、陶瓷文化學，這是一種專業的學問。這個方向我與同齡的森達也先生經常討論，會不會成立陶瓷史學。我覺得亞洲地區特別韓國、中國、日本地區的學者要一起努力。
清宮畫琺瑯研究
余佩瑾 臺北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副處長 研究員
臺北故宮近年來配合本院研究與收藏舉辦的展覽中與陶瓷有關的包括宋代五大名窯(官哥鈞汝定)以及明清官窯。選擇清宮畫琺瑯作為報告主題的原因是，最近舉辦關于琺瑯的展覽。早期畫琺瑯研究包括1930年代楊嘯谷的《古月軒瓷考》、1960年代George Loehr的《清廷的傳教士畫家》，刊載于東方瓷器協會學報第34期以及1980年代朱家溍的《清代畫琺瑯器制造考》，刊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
隨著這三篇論著之后陸續出現了一些議題。
(1) 畫琺瑯的始燒時間。
以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研究為主，曾經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楊伯達先生《芻議清宮畫琺瑯起源》，對于畫琺瑯的產燒時間有相關論述，這篇文章大概發表在1980年代，可在其論文集中看到這篇文章，文集出版的時間是1989年。
(2) 內廷恭造式樣問題。樣式是比較重要的議題，也是楊伯達先生提出的，相信他是仔細看過造辦處的檔案，所以他以雍正朝為基礎，提出畫琺瑯反映雍正皇帝提出宮廷產造的樣式要與宮外不一樣這個議題。后來中國大陸、臺灣年輕學者注意到畫琺瑯的裝飾紋樣問題，應該是楊伯達先生陸續引發出來的。一如，雍正朝畫琺瑯的詩是只有唐詩嗎？后來大家發現不是只有唐詩，還包括后來歷代名家名作。又如，雍正朝開始出現材料的問題等等。
(3) 粉彩、洋彩、琺瑯彩的分類。這個議題談得比較重要的兩篇文章來自上海博物館前副館長汪慶正先生，以及在座的周麗麗老師。分類里主要提到，琺瑯彩使用琺瑯料然后在清宮畫做成的作品，洋彩與粉彩指在景德鎮所繪制燒造完成的作品。跟隨著分類而來的是后續更細致的討論，更細致的討論是因為在雍正六年以后，琺瑯彩的彩料不只在宮廷使用，也會發配到地方上使用。
(4) 清宮造辦處成立背景中的西洋影響元素。雖然由西方學者很輕描淡寫地點出，但是后來在中國學者比如吳焯先生在《來華耶穌會士與清內廷造辦處》這篇文章中列舉造辦處成立的背景里面他也把琺瑯列入了考慮。
(5) 宮廷與地方的交流。這是前兩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所延伸出來的一個議題，王光堯、許曉東都談到透過畫琺瑯可以觀察到清宮、景德鎮、廣東地方的交流。
跟隨著上述5個議題而來的有兩本專著，周思中的博士論文《清宮瓷胎畫琺瑯的藝術及歷史研究：1716-1789》，1716年所代表的是馬國賢在日記中所講他跟郎世寧被交互畫琺瑯的那一年，周思中希望透過瓷胎畫琺瑯觀察所謂的分期問題。另外一本論著是臺灣年輕學者施靜菲教授所寫的《日月光華》，跟周思中博士(研究視角)剛好相反，(討論的)是影響元素的部分。
(6) 科學檢測觀察。北京故宮博物院在1992年曾經發表過文章，因為他們有破片標本，所以他們可以透過實地的破片標本進行檢測。他們所觀測的是色料的國產和進口的問題，但是因為數據基礎很有限，所以沒有辦法真正做出區分。至少觀察到琺瑯彩施釉是使用吹釉的技法，這一點可以跟傳教士殷弘緒書箋中所敘述的相對照。
(7) 透過展覽歸納康雍乾三朝畫琺瑯的特色。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較多。過去無論是鼻煙壺展覽，瓷胎畫琺瑯展覽，還是銅胎畫琺瑯展，從1970年代到現在，大家所想厘清的議題不外乎以上提到的這些。臺北故宮舉辦有關琺瑯展覽的原因是多數傳世實物都收藏在這里，有很大的優勢透過實物鑒證各家的說法，或者檢證檔案文獻的記載。
龍泉窯考古新進展
鄭建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
龍泉窯是我們所很重要的課題，對其開發的過程大致分為：第一階段，1959年末1960年初，為恢復龍泉窯對大窯、溪口、金村等三地進行小規模調查與試掘。第二階段，1979－1982年，緊水灘水庫的搶救性發掘。第三階段，2006年至今，以龍泉窯課題為目的的全面系統調查研究，包括2006年大窯楓洞巖窯址發掘、2010年溪口瓦窯垟窯址發掘及溪口片區窯址調查、2011年小梅瓦窯路窯址的發現與發掘、2012年大窯地區的調查與試掘。
我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龍泉南區窯址。龍泉南區窯址分成大窯、金村、溪口及石隆四大窯址群，以及近年新發現的瓦窯路等窯址。這是龍泉窯產品生產的核心地區：時代至少從北宋早期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序列完整、產品種類豐富、產品質量上乘，是歷代龍泉窯產品的代表。除白胎產品以外，黑胎產品均集中分布于此區域內。
2012年有一些新進展，我向大家匯報關于大窯地區的主要收獲。大窯地區2012年調查工作包括窯址的調查、窯址的試掘，以及與古代窯業相關遺存的調查。
大窯位于龍泉市小梅鎮東北大窯村，東靠琉華山，大窯溪自北而來，沿琉華山西麓穿下村而邊，在上村與下村之間折向西北，經碗廠、新亭、高際頭，在大梅口與甌江上游－小梅溪匯合，大窯村位于“V”字形山谷中。窯址分布于大窯為中心的V字形山谷的兩岸：西起高際頭，東南經新亭到大窯，折向北經岙底到垟岙頭、三里。目前共發現窯址84處。
大窯地區的試掘工作，是在調查的基礎上主要圍繞著岙底地區針對兩宋時期地點展開，目前共試掘8個地點、10多條試掘溝。此次試掘主要是清理廢品堆積，試圖在地層上更多地了解各個時期產品的基本面貌。
調查試掘的主要收獲包括，對窯址的數量、分布范圍、面積、每個窯址的基本產品有了初步較詳細的了解；確認大窯地區窯址時代最早始于北宋中晚期，歷南宋、元、明各個時期；確認大窯地區的岙底片，也即俗稱的官場地區是窯址分布的核心地區，不僅是最早燒造青瓷的地區，也是各個時期產品質量最高的地區，不僅有楓洞巖窯址，生產黑胎青瓷的主要地區，許多大型高質量的器物僅發現于這一地區；初步明確了大窯地區是龍泉黑胎產品的主分布區，共發現22處，又以岙底片為核心，幾乎每個窯址均有發現；黑胎青瓷在質量上差別很大，既有薄胎厚釉類產品，也有厚胎厚釉、厚胎薄釉，除粉青釉外，也有透明的玻璃釉；在時代上，除南宋晚期的產品外，上可推至南宋早中期，下可延至元代；黑胎產品很可能在大窯地區有其發展序列，不排除在大窯地區產生、發展、成熟和衰落的可能。
此外，還獲得了一些分期的進展，如：多個地點發現了不同時期的地層堆積情況，從北宋晚期到南宋晚期均有；對于兩宋時期的更詳細分期提供了可能；目前兩宋初步各分成四期(或組)。2012年，還對大窯地區與窯業相關遺跡做了調查，主要包括古道路、河道、廟宇、古遺址等，也包括大窯村的姓氏、家譜、傳說等。
古陶瓷的研究方法
郭學雷 深圳博物館
副館長 研究員
中國古陶瓷研究經歷三個階段。民國之前，主要是明清文人鑒賞時的品評。民國時期的窯址考察，主要是以陳萬里先生為代表的，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后窯址的系統的調查，科學發掘。研究由單一的古玩鑒賞，單一的文物考古手段已經擴大到了各個相關領域。而且古陶瓷研究已經開始向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發展，呈現出各學科交叉滲透的局面。
目前古陶瓷研究朝著多學科整合方向的發展，迫切要求研究人員掌握科學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建立邏輯嚴密的推論方式，對古陶瓷做一種周嚴而立體的研究。但是在以往的研究過程中，多數從事古陶瓷研究的人員缺乏一些研究方法和基本訓練。研究方法相對比較單一，已很難適應古陶瓷研究領域復雜的局面。
從近幾年實踐來看，我認為古陶瓷研究要關注以下方面：宏觀視野，微觀研究，多視角的觀察，批判性的思維、正確引用文獻、充分利用圖像學資料、良好的知識儲備及收集整合材料的能力。
宏觀視野，就是把握大的脈絡，問題在宏觀視野的研究之下相對而言比較精準。以往的研究太過于關注細節和個案，有時候復原古代陶瓷社會生活的時候會喪失古陶瓷里的重要信息，恢復古代社會生活細節方面的價值也大打折扣，因此整個研究首先應該放在宏觀視野下做觀察。宏觀視野包括跨地域、跨時空、跨學科和跨社會背景。
微觀研究主要是敏銳的觀察能力，包括鑒定和辨識材料的能力，對遺跡遺物觀察的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謝明良教授“唐三彩”的報告中對工藝上的觀察就是常人少有的觀察角度。
再比如充分利用圖像學資料。圖像學資料是另外一種史料，形象直觀，是最原生態的信息。例如最近找到的一個拍賣資料，《成化皇帝御花園賞樂圖》，里面就繪有官鈞瓷器花盆，可以說明官鈞的年代。近年來的研究盡可能用這方面的資料作為研究中的佐證。
總之，古陶瓷研究決不能限于單一的方法，這樣勢必掛一漏萬，而且各種研究方法也不應是彼此排斥，應該相輔相成。借用某位藝術史研究者的形象比喻：綜合性的研究好比是分布在四周適當角落的照明燈，分開來看雖然都是一燈孤懸，但是合攏來看未必不是交相呼應，彼此照應的。如果我們的研究能有這樣的視角，那么古陶瓷研究領域必將大放光彩。
陶瓷鑒定有跡可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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